中国教育报: 旅华30年,他不仅成为厦门大学教授,更是传播中国文化的热心使者 潘维廉:“厦门第一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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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8-05-11 浏览次数: 10

2018年05月10日  《中国教育报》第4版

本报记者 熊杰  通讯员 李静

厦门大学教授、有“厦门第一老外”之称的潘维廉。

上世纪80年代,潘维廉买到一辆三轮车,经常骑车带着家人在厦门观光。为此,他还向政府部门写了保证书。

潘维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寄给家人的信,上面配有自己画的小图。

美国人潘维廉定居在厦门、生活在厦门大学,至今已经有30年了。

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中文,还会讲几句闽南话,有媒体把他称为“厦门第一老外”。

不过,这个“第一老外”的名头可不是光靠说中国话就拿来的。

他是厦门荣誉市民、福建第一位持绿卡的外国人、厦门大学工商管理教育中心教授,两次获“福建省优秀外国专家”称号,获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颁发的“友谊奖”。他的好多名头,都跟厦门、跟中国有关。

从1976年在台湾当兵,到1988年来厦门并定居至今,几十年里,潘维廉一直在做两件事情,一是把自己亲眼所见的中国实情告诉美国的友人,让他们“信任”中国;二是用收集的大量史料证明: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国人是最有文化、开放且会做生意的人。

他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告诉中国人,要有“文化自信”。

“厦门最美的就是人”

1976年,美国在台湾还有驻军,20岁的潘维廉来到台湾当兵,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台湾和那里的人。

不过,那时的台湾还在宣传大陆人“很坏,很邪恶”。这让潘维廉困惑不已:“对面和台湾生活的都是一样的人啊,怎么被说得那么邪恶?”

有一次,潘维廉捡到大陆飘过来的传单,上面画有群众开展生产活动,以及介绍大陆风景的内容。年轻的潘维廉好奇心更加浓厚,他开始有意识地找书,研究中国和亚洲的历史。

越研究,潘维廉对中国的兴趣越浓厚。1988年,已经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的潘维廉,卖掉了在美国的所有财产,包括一个年收入70多万美元的金融公司,和妻子苏珊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来到厦门,在厦门大学学习中文。

在美国的家人,尤其是父母,并不能理解潘维廉的决定。从那时起,为了让家人,特别是自己的老父亲能理解中国,潘维廉开始写信,这一写就是30年。

他画图,寄照片,向他们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介绍改革开放的变化,展示自己的生活。一直到2000年之后,父亲才逐渐理解潘维廉。

初到厦门的时光,是一段自在快乐的日子。买不到正宗的美式面包,潘维廉就乘船,再转车,花了两三天,从漳州买回石磨。一家人自己磨小麦,做美式面包。

为了方便带着妻子和儿子出去,潘维廉还多次找政府申请,并写下保证书,才买到一辆脚蹬三轮车。有一次,潘维廉正蹬着三轮车,有一对年轻人拦下他问:“去中山公园多少钱?”原来,他们以为潘维廉是人力车夫。每次回忆起这段趣事,潘维廉都哈哈大笑。

潘维廉的大儿子出生于1986年,小儿子出生于1988年。一些老厦大人还记得,厦大教工的住宅区有一个儿童乐园,那正是潘维廉发起兴建的。他自掏腰包买水泥,并亲自搬运石块垒起一座假山,还装上了喷泉。后来,他又在一棵相思树上搭了一间“空中小木屋”,用白铁皮做了一个滑梯。他还去海边,向渔民讨了一个旧浮球,从自己的车上卸下一个旧轮胎,造出了孩子们喜欢玩的秋千。

整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到假期,潘维廉就开着一辆面包车去实现“走遍中华”的计划。1994年夏天,他更是花了80天,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

“我的眼睛有时是蓝色的,有时是绿色的,所以喜欢看风景。”潘维廉戏言。

潘维廉对中国、对厦门的感情,就在一个个平淡日子里点滴积累。

曾经,潘维廉在厦门中山路上丢了个包,里面有护照,还有他两个月的工资。潘维廉心急如焚,沿路寻找,后来路边一个陌生的裁缝捡到,把包还给了潘维廉。潘维廉要给他钱,裁缝一分不要。

潘维廉后来才知道,这名裁缝经济条件并不好,还得了癌症。待潘维廉再去找他,他已经去世,留下刚出生的小孩。

“我当时差点哭了。”潘维廉说,“厦门人就是这样,厦门最美的就是厦门人。所以,我不能离开厦门。”

希望让西方人客观认识中国

定居厦门、定居厦大,潘维廉更希望圆自己的学术研究梦。

他把自己对中国和厦门的兴趣转化为埋头向学的动力。在他位于厦大嘉庚楼的不到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书柜里、空地上,堆满了关于中国历史的书,其中很多书都是英文版的,内容或是明清时期西方人来到中国写下的见闻,或是拍下的照片。这些都是他多方收集来的宝贵历史资料。

近年来,潘维廉又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发生很大兴趣。他同样收集了很多近现代来中国旅行或经商的人留下的文章和照片、绘画。他还从国外博物馆、图书馆收集大量反映中国历史的资料,特别是闽南史的资料。

对厦门历史的研究,潘维廉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他认为,厦门曾经是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之一。他拿出一张1853年外国出版的地图,指出上面“有厦门,但没有香港或上海”。

他还收集了大量外国人对厦门的描述,以此来挖掘厦门的开放史。比如,1575年7月,一名叫马丁·德·拉达的神父留下这样的文字:“厦门港的入口处视野很好,因为港湾宽阔,可容纳大量船只……实在是美不胜收。”

潘维廉还在1909年的《厦门贸易年度报告》中,找到厦门人热衷捐资助学的内容。里面写道:“所有的教育机构都报告说,学生人数大增。富裕阶层积极参与这项伟大的工程,并慷慨地向各类教育机构投入大笔资金。”

“正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和对教育的重视,在面积仅有1.87平方公里的鼓浪屿岛上,曾经聚集了整个闽南,甚至大半个福建的精英,也走出了一大批学界名人,包括汉语拼音方案第一人卢戆章、中国第一位体育教授马约翰、中国妇产科学的开拓者林巧稚等。”说起那段历史和涌现的著名人物,潘维廉如数家珍。

他来自西方,最了解西方对中国的偏见。身为厦大管理学院的外籍教授和学者,他希望能让西方人更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

很多西方人认为,古代中国极度封闭、保守,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人对当代中国的看法。

“其实,中国不仅开放,而且与西方靠战争和强权推进对外贸易不同,中国走的是和平贸易之路,中国人做生意不靠刀剑,中国在历史上是唯一的完全靠经济发展而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潘维廉说。

潘维廉解释说,中国人从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去,靠的不是战争,而是做生意的头脑,靠的是勤劳。

在潘维廉的著作中,他分析道:“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士兵处于最低层。”“中国人会说,我们是文明之邦。我们用理智,而不是武力来决定权力和荣誉;我们用争辩,而不是刀剑来解决争议。”

在潘维廉眼里,这构成了中国和西方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和文化心理。

“西方的贸易很多是通过战争来推进的,他们的贸易船只全副武装,四处航行,与其说是贸易,倒不如说是为了获取战利品、是为了抢夺。”潘维廉说,“中国人挣钱,就是靠老老实实做生意,贸易是‘干净的’。”

跨文化传播的使者

如今的潘维廉,依然每天快乐地生活在厦大,是同事和学生眼中的“快乐老潘”。

除了喜欢研究历史,他还喜欢音乐,吹拉弹唱样样会,他的吉他弹唱是管理学院的保留节目。

潘维廉在厦大管理学院讲授“组织行为学”等课程。上课时,他有时会插入魔术,还做游戏,由于课程生动活泼,深受学生喜爱。学生们说,他的这些游戏并不是纯粹为了逗乐学生,很多都与课程紧密结合,让学生在游戏中弄懂管理与沟通的方法。

厦大管理学院2016级学生李嘉说,潘老师在讲“组织行为学”时非常注重跨文化传播,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美国文化都非常熟悉,所以课程很能让学生接受。

最近,潘维廉还准备写一本英文书,书名就叫《潘维廉的厦门来信》。除此之外,他还常开讲座,向一些东南亚来的学生讲中华民族的文化、讲一带一路、讲中国人和平贸易的精神。他希望通过这种跨文化的传播,让外国人能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也希望中国人有文化自信。

当年一起工作过的管理学院的同事回忆,潘维廉是个“工作狂”。上世纪90年代前后,他担任“宏观微观经济学”“比较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经营战略”“商务英语”5门课的教学工作,工作量超过厦大教师额定工作量的50%。中午他一般不回家,啃几个馒头,而不是面包。

当厦大的师生称赞他热衷“向中国以外的人们介绍真实的中国”时,他常常笑言,这种对外宣传所得的稿费还不够买一杯咖啡。

现在的潘维廉,依然保持着年青时的工作劲头。作为学校环球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项目的负责人,他亲自规划,亲自设计课程,不论是与厦大教师沟通,还是与国外院校联络,他都显得游刃有余。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MBA中心副主任吴翀说,潘维廉作为项目负责人,除了对工作细致认真,对同事们也是做到有求必应,他人缘好,大家都很喜欢他,都乐意跟着他做事。

展望中国未来,潘维廉说,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民族复兴的愿望一定能实现。最后,他提到20多年前在《中国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的一段:“我赞赏中国领导人鼓励中国人民走向富裕时不放弃道德和社会公德。这不是逃避改革,而是保证改革进行下去的唯一途径。中国应该向全世界证明,它能在保证社会主义体制的同时,使人们富裕起来。也许这时,西方国家会重新考虑它们衡量成功的标准。”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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