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院陈昆亭教授:文化差异是造成“大分流”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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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2-04-01 浏览次数: 1536

   2012年3月23日,宁波大学陈昆亭教授应邀访问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并作客中心Seminar,为中心及经济学院师生作了题为“Analysi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under a Unified Endogenous Growth Model”的报告。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林致远主持本次Seminar。
 
    陈昆亭现为宁波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甬江学者,入选教育部2008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美国布朗大学经济系做访问学者(2006-2007),韩国高丽大学高级访问学者(2008-2009)。主要从事货币政策、经济增长和商业周期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陈教授首先介绍了统一增长理论(Unified Growth Theory)的历史源流和该领域当前的发展趋势。他指出,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旧有增长理论只能够解释工业革命之前的增长停滞现象,不能解释现代的经济持续增长;而以新古典主义和内生增长理论为代表的现代增长理论,则对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发展历史缺乏解释力。针对两者各自的缺陷,统一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它试图将马尔萨斯理论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通过统一增长的框架来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内生转型过程,其中Galor为此做了大量工作。陈教授表示,本次报告将在这一框架下展开对“大分流”现象(the Great Divergence)的分析,并将通过统一增长模型对此进行分析,试图证明社会环境,或者说文化上的差异是造成大分流的主要原因。
 
    陈教授随后介绍了模型的主要思路和具体设定。模型假设经济分为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根据无套利的思想,这两个部门的边际产出应当是相同的。假设工业部门的创新服从一个Poisson分布,并且新的创新会使旧的创新失去价值,那么由资产定价方式,能够得到一个恒定的创新价值。再令创新的边际产出与边际成本相等,最终能够得到模型的第一个结论,即当社会的资本存量低于某一阈值,或者说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不会有成规模的主动研发行为发生。这一结论部分解释了Lucas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大分流产生于18世纪,既不是更早,也不是更晚。同时,这一结论也印证了历史发展所具有的必然性。
 
    继而,陈教授将贸易引入模型,又在偏好设定中引入了至关重要的假设:资本主义精神,或者说重商主义的倾向。这一倾向在模型中体现为资本存量进入效用函数,表现了人们对于持有资本的偏好。效用函数由此分为两段——当农业产出较低时,人们不关注工业和资本;当农业发达而使温饱得到保证时,人们开始追求奢侈品(工业产品)和财富的累积。这样一来,当经济个体在约束下达到效用最大化时,进一步的结论产生了。在资本存量达到上文所说的阈值前,若工资低于某一特定水平,则重商主义倾向对研发具有负效应,反之,重商主义倾向将对研发带来极大促进。这就告诉我们,在一定农业基础下出现的重商主义倾向对于欧洲的腾飞有极大的解释力,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回顾历史,在这一时期,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陈教授认为,新大陆的发现极大地放松了人均耕地限制,促进了农业发展,结合文艺复兴以来建立的重商主义传统,最终使欧洲实现了工业革命。
 
    反观同一时期的中国,明王朝采取海禁政策和严酷的管理,这禁锢了社会思想。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有强烈的重农抑商倾向,在模型中可以表现为代表重商主义倾向的参数值较低乃至为负。模型模拟发现,在此假设下,若两个经济从同一个起点开始发展,结果也会出现分流。陈教授认为,虽然历史往往受到复杂的因素影响,但是仅仅这个文化上的区别就足以解释工业革命不会发生在中国。他也在此框架下分析了对于大分流其他的一些见解,例如Galor提出的贸易因素的影响。他认为,贸易对分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既不是最初的原因,也不是根本原因。
 
    报告在现场引起了热烈讨论,在座师生就相关内容纷纷提出问题及建议,陈教授一一进行答复,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吴华坤)

编辑:郭露葳、钟蔚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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