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日报: 这八年 最艰苦困乏 这八年 成南方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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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7-12-29 浏览次数: 274

2017-12-23  00:00  来源:厦门日报

    在长汀,厦大保存了完好的教育形式,集聚了一批学术泰斗、博学鸿儒

厦大学生在简易的阅览室认真看书学习。(厦门大学 供图)

当年厦大学生手绘“梅林晨习”。 (厦门大学 供图)

当年厦大学生手绘“夜习图”。(厦门大学 供图)

    有一类事,于历史长河中回溯,方显其举足轻重。厦门大学内迁长汀办学,就属此类。

    1937年12月24日,厦大师生出发长汀,1946年回迁厦门,在这艰苦困乏的八年多里,厦大保存了完好的教育形式,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南方之强”的美誉从那时叫响。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厦大长汀办学的八年岁月。

    办学有多苦?

    全校粪便都承包出去,换来的钱用于聚餐餐费,称“便便餐”

    1938年1月12日,厦大最后一批师生抵达长汀。彼时的长汀,用时任厦大教务长、著名语言学家周辨明的话来说,是“举目凄凉无故物”。而当时厦大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仍是,资金的缺乏。

    资料记载,改为国立大学后,厦大获得的办学经费是全国倒数第二,只比江西的中正大学多一些,这笔钱还只能到位七成。

    虽然“两手空空”,但厦大师生仍奋勇前行。没有钱,校长萨本栋率先减薪,一度只按35%支领校长薪俸,教授、副教授依次递增;没有电,校长拆了自己的小轿车,把引擎贡献给学校发电。

    校史记载,厦大把全校粪便承包出去,换来的钱用于聚餐餐费,美其名曰:便便餐。

    一切在慢慢往好的方向发展,厦大很快就地取材建造各类房屋,还修了一座水库,把监狱改成实验室,到后来,厦大占据了大半个长汀城。

    生活有多甜?

    当时厦大学生吃米饭已经不要钱,师生像一个融洽的大家庭

    抗战烽火中,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但是,几乎每位厦大长汀时期校友的回忆都温暖美好。潘懋元说,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年轻人,受到学校很好的照顾。

    不可想象的是,当时厦大学生吃米饭已经不要钱,校方到产粮区采购糙米。那时,学校找到的最有营养又最便宜的食物是黄豆。潘懋元回忆道,每人早上一碟豆子,中午是青菜,“米饭随意吃,不要钱。”

    当时的厦大,就像一个融洽的大家庭,师生打成一片。老师在家里备上茶水点心,和学生促膝谈心,一起经历困难,一起探索学问。

    大学的温度,不仅是给师生的。厦大校史记载的第80次校务会议,议程之一是研究重奖一位工作20年的出纳。

    老师有多牛?

    长汀时期,教授九成聘自清华大学 ,遂有“南方清华”之称

    当时教化学的傅鹰,是中国胶体科学的主要奠基人。教物理的谢玉铭,被称为“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中国人”,他的女儿就是后来出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谢希德,她也是厦大长汀时期的学生。文学院除了周辩明,还有被称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的施蛰存,以及考入清华物理系后转入中文系的诗人林庚,他的第一本新诗集由闻一多设计封面,俞平伯作序。后期聘请的教授中,更有《资本论》的中文译者王亚南和郭大力。

    当时的教授大多有留洋背景。厦大校史显示,1937年到1944年新聘的57位教授中,七成即42人有留学经历,其中35人留学欧美,获博士学位者有24位。

    当时,厦大长汀时期的教授,九成聘自清华大学 ,这也使得厦大当时有“南方清华”之称。这和来自清华的萨本栋有关,他调动所有的人脉关系,给包括清华校长梅贻琦在内的知名学者去信,为厦大引聘人才。

    校长有多累?

    校医做铁衫助他撑腰上课,实在卧病不起就床边授课

    谈及校长萨本栋,97岁的潘懋元显出几分感性,“一说到他,我心里就难过。”他说,“1944年,萨校长要去美国治病时,已经跟我现在一样要拿着棍子走路了。”

    厦大人文学院教授朱水涌写的《厦大往事》也有类似的回忆。1943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到长汀演讲,他给学生看了一张萨本栋担任校长前的照片,然后说,“我对不起老朋友,你们校长原来是打网球的健将,身材挺拔,可是,当了几年的校长,鞠躬尽瘁,现在已经是老态龙钟,弯腰驼背,扶着拐杖走路了。”有记载说,朱家骅的讲话,让台下的女生放声大哭,男生和老师也跟着落泪。

    萨本栋当时患上严重的胃病和关节炎。人们回忆说,那时,校医甚至做了一件铁衫,助他撑腰上课。但铁衫有时也没用,当他病得卧床不起时,他也不愿意学生落下功课,让他们到他的床前听讲。

    1949年,萨本栋病逝于美国,时年47岁。根据他的遗嘱,他的遗体解剖供医学研究。医生们发现,他的胃都是癌细胞。他的骨灰,后来留在了厦大校园里。

    要求有多严?

    注册时间一结束,大门就关,迟到就算逾期,一概以休学论

    在战争的烽火中,厦大并未降低对教育质量的要求。一份厦大1938年给教育部的函件写道:由于内迁,停了20天的课,要补回,因此要推迟寒假。

    97岁的潘懋元在回忆他的“英语之痛”时爆料,他考厦大也曾名落孙山。1940年他从广东走了一周到厦大参加考试,因为英语拖了后腿而落榜,第二年才考上。他清晰记得,当年厦大录取率是七人取一人。

    当时,厦大每学期开学的注册时间都精确到几日几时,时间一到,大门就关,迟到就算逾期,一概以休学论,绝不通融。

    理念有多新?

    强调通识教育,一年级不分系,越是大牌教授,越要上基础课

    被称为中国化学激光之父的中科院院士张存浩是厦大长汀时期的学生,回忆起大学时光,他最津津乐道的是基础课上的豪华阵容——上“初等微积分”的是萨本栋,谢玉铭讲授“普通物理”,傅鹰讲授“普通化学”。这样的阵容,即使从现在来看,也很难找到。

    越是大牌的教授,越要上基础课,现今大学孜孜以求的理念,80年前厦大在长汀早已践行。当时的厦大还实行了现下时髦的通识教育,学生一年级不分系,读国文、英文、中国通史、高等数学及一门社会科学,这些课大部分由教授上;学校还规定,学生要文理互通,理工科学生都要修一门文科课程,反之亦然。

    当时还规定,国文和英文不及格就不能毕业,而且,没有补考,不及格就要重修。

    声誉有多好?

    “国人南望,无不认为厦大为理想中唯一完善大学”

    刚到长汀时,厦大只有3院9系,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全校发展为4院15系,专任教师94人,学生达1044人,是抗战前的五倍。

    当时两次全国大学生学业竞试,厦大均得第一,“国人南望,无不认为厦大为理想中唯一完善大学”。

    厦大实验条件并不比战前差,甚至拥有一座具备模、铸、锻、机、钳和动力等各个工段的实习厂。图书馆里有从英、美、法、德订购的最新出版的主要图书刊物,施蛰存对厦大图书馆记忆深刻,后来写道,“着实看了许多外国文学的各类好书,还读了图书馆里的许多古书”。

    不时有外国友人慕名参观,包括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而“加尔各答以东之第一大学”,就是美国地质地理专家葛德石的观后感。

    (本报记者  佘 峥  通讯员  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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