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捷（左二）在对出土的编钟进行研究。

万里海防图中的福建部分

柴政良（左一）与张闻捷使用红外相机观察武王墩墓出土竹简。

林志森团队根据村民口述绘制的定海所城聚落形态现状

张闻捷（右三）对随州枣树林曾国墓地出土的编钟进行测音研究。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冷门绝学，通常是指那些文化价值独特、学术门槛高、研究难度大、研究群体很小，甚至后继无人的小众学科。为支持冷门绝学的发展，国家社科基金自2018年起设立冷门绝学研究专项，重点支持对国家发展、文明传承、文化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或填补空白价值的学科领域。

日前，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2025年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立项名单，我省3个项目成功入选，分别是：厦门大学《东南海疆治理视域下我国周边国家多语种报刊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战国秦汉时期青铜乐钟制度的传承与变革研究》与福州大学《明清海防文化遗产史料谱系、价值认知与整体保护研究》。

冷门绝学，究竟“绝”在何处？又何以能打破“冷”的桎梏，焕发传承的生机？近日，本报记者对话多位学者，走进他们潜心治学的学术人生，也与他们一起穿越时空长河，触摸历史积淀下的智慧足音。

叩问文明传承的密码

中国国家博物馆“遇见考烈王”特展上，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青铜编钟静默伫立，引领参观者开启了一场关于楚国王室钟鸣鼎食的宏大想象。

作为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武王墩一号墓是迄今经科学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国王级墓葬。自2020年起，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教授张闻捷以考古一组组长的身份，全程参与了王陵的发掘与文物整理工作。此次特展中备受关注的成套青铜编钟、石编磬及丝竹乐器，正是他入选2025年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的项目《战国秦汉时期青铜乐钟制度的传承与变革研究》的核心研究对象。

“武王墩大墓出土了万余件文物，乐器类文物数量多、种类全，其中金石类乐器包括两套14件编钮钟和一套18件编磬。”张闻捷介绍说，这些文物直接见证了楚考烈王东迁寿春后，周代礼乐制度在楚国的延续。“我们做了系统的科学测音，发现这些乐钟的音列结构高度一致，而且钟身上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说明它们不是摆设，是真正能演奏的礼乐重器。”

进入考古学专业以来，张闻捷长期深耕青铜礼器研究。与乐钟研究的结缘，源于他对周代“礼乐并重”治国理念的深度思考。“周代贵族墓葬中，礼器与乐器总是并存，二者都是身份等级的象征，研究礼器不能脱离乐器。”

2019年，他的《周代乐钟制度研究》项目成功获批当年的冷门绝学研究专项。此后数年，张闻捷埋首梳理西周至春秋时期编钟的形制、组合、摆放规范，厘清了周代乐钟作为贵族身份“物化标识”的核心属性，探索了《周礼》所载“乐悬制度”在周代的具体实践。

战国至秦汉时期曾被认为是中国音乐发展的“转型期”，而武王墩墓出土的成套音乐文物为乐钟乃至整个音乐系统的演进研究填补上了关键缺失环节。

“你看这套钟的形态，和周代的瘦长形不一样，变成了矮胖圆鼓形；调音方式也从原来的锉磨，变成了刻凿。”张闻捷向记者展示了编钟及钟架的图片，“更重要的是，在钟架底座上发现了‘外乐’‘内乐’的铭文，在椁室盖板上还发现了‘乐府’的墨书，首次确证了楚国当时已形成成熟的礼乐管理体系。”

在张闻捷看来，这些变化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通过对比周代和战国秦汉的乐钟音律，张闻捷发现汉代的“正五声”音列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源于战国时期的音律整合；汉代乐钟的组合规范，更是直接承袭了武王墩墓所代表的战国晚期礼乐制度的核心。

“礼乐制度的核心，就是‘和而不同’。”张闻捷感慨，从周代的金石之乐到秦汉的丝竹礼乐，从诸侯礼制到帝国规范，礼乐制度始终守着“等级有序、和谐共生”的文化内核，只是跟着社会发展调整了表现形式。也正是这份内核的稳定，让中华文明历经王朝更迭、社会剧变，始终保持着自我认同，从未中断。

与时间赛跑，打捞历史

在大众眼里，冷门绝学绕不开“曲高和寡”“濒临失传”两大标签，而在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高艳杰看来，冷门绝学的“绝”，更在于研究对象的稀缺以及抢救的迫切。

高艳杰研究团队此次入选的《东南海疆治理视域下我国周边国家多语种报刊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就经历过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史料抢救”。

走进研究团队长期驻扎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资料室，那一摞摞20世纪的东南亚报刊已然泛黄、发脆，无声地诉说着岁月的侵蚀与整理的紧迫。

自1956年成立起，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就肩负着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使命，史料储存基础可追溯至中华民国末期创办的泉州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加之长期订阅东南亚地区报刊，并制作研究剪报，系国内高校中东南亚报纸馆藏最丰富的机构。即便如此，受20世纪60年代东南亚政局变动影响，大量华文报纸遗失或者被销毁，现存史料散落在国内外极少数馆藏机构。

“若再不系统整理这批记录着东南海疆互动记忆的资料，后续研究或将难以维系。”高艳杰说，为破解这一难题，团队组建跨学科、跨校研究队伍，形成多语种报刊的整理研究合力，遍访东南亚地区各类馆藏机构，抢救历史的记忆。

高艳杰介绍，这些多语种报刊是独立于政府档案的史料系统，里面既有东南亚各国的官方政策走向，也记录着民间的日常生活，还有福建与东南亚的港口互动信息等，为从“国际视角”解读中国东南海疆治理提供史料支撑。

然而，这批珍贵的收藏也因资料老化导致使用率低，虽经过数字化处理，但均为图片格式，无法检索，研究人员还是得逐页翻看、标记有用信息，效率比较低。

为破解这一难题，团队积极拥抱前沿科技，探索出一条“AI+冷门绝学”的创新路径，通过构建东南亚多语种大模型系统，分阶段对海量数字化史料进行OCR精准识别。在此基础上，采用“封闭语料库”策略确保学术严谨性，实现史料的筛选与处理效率质的飞跃。

新生力量守护文化根脉

冷门绝学的发展，最难的是传承。快节奏的学术环境里，枯燥的史料整理、漫长的研究周期，让不少年轻学者望而却步。

如何让冷门绝学后继有人？这是研究者们的心头大事。

“文献整理需要沉下心来在故纸堆里深耕，对年轻人来说，吸引力确实弱。”高艳杰坦言，团队里的青年学者虽不排斥这项研究，但很难有像他一样的浓厚兴趣。这也折射出整个历史学，尤其是冷门绝学研究面临的共同挑战：若无热爱，何谈坚守？

如何破局？高艳杰将目光投向了“00后”本科生。

2019年，他带着厦大的本科生开展东南亚归侨口述史项目，原本只是一次课堂实践，却吸引了大批学生报名。学生们走进厦门的归侨社区，和归侨老人聊天，记录下印尼排华事件中归侨的亲身经历。这批“00后”学生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感受到历史的鲜活，在实地调研中接受了科研训练，也慢慢培养起了学术兴趣，最终大多保研或考入名校继续深造。

这次经历让高艳杰深受启发：冷门绝学的传承，需要让年轻人“触摸到历史”，当他们发现历史不是枯燥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时，兴趣自然就来了，也能心甘情愿地坐“冷板凳”搞研究。

不过，让研究者们感到欣慰的是，冷门绝学的“热度”，正在慢慢上升。

博士生柴政良从厦门大学考古专业仅有13人的本科班起步，一直跟着导师张闻捷参与考古现场田野调查、研究青铜礼乐制度，他的学术之路始终与冷门绝学深度绑定。

在他的眼中，冷门绝学的传承，正迎来新的生机。“这些年，关注考古、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在抖音、B站上，讲文物、说历史的博主层出不穷，还有年轻人基于考古出土的文物设计文创产品，让古老的传统文化在创新中传播。”柴政良说。

“人人都是文化的消费者，也应当成为文化的生产者。”柴政良说，冷门绝学的传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的默默坚守。作为青年研究者，他愿用自己的研究，让冷门绝学在青年一代的手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原文刊载于福建日报4月10日第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