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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一刊”】光明日报：子路与宁武子：《论语》里的两种从政典范

发布时间：2025年12月30日来源：宣传部

儒家在关于士大夫从政之道的讨论中，最为后世所熟知的就是《论语·泰伯》篇中“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之类的提法。“仕”是因为士大夫肩负行道之责，体现的是儒家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隐”体现的则是静以待变以择机而仕的儒家从政智慧。但实际上，我们从《论语》对子路以及卫国大夫宁武子的人格特征与仕宦生涯的描述来看，儒家对士大夫的从政之道还有更高的要求。

在孔门弟子中，子路可谓舍生取义的典型。《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曾评价子路“为人果烈而刚直，性鄙而不达于变通”。子路性子粗野，果敢刚直，孔子曾数次批评他，如“由也喭”（《论语·先进》）、“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等。但同时孔子对子路的诚信和仗义又颇为赞赏，说他“无宿诺”，即有诺必行，绝不迟疑延宕。而且子路在德行修养方面十分积极上进，《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就提到他“人告之以有过则喜”，认为他是一个很能够迁善改过，且行动力很强的人。《论语·公冶长》中也有载：“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对子路而言，倘若闻道却不能及时去践行，是很难忍受的。由于子路性子刚直，不善变通，孔子认为他并不适合从政，但子路先后为鲁国大夫季氏作家臣，在卫国大夫孔悝处当邑宰，并在卫国内乱中奋勇与乱党作战，以图救出孔悝。即便其他士人纷纷逃离是非之地，子路仍然决绝地只身前往，恪尽其忠义，“食焉不辟其难”（《史记·卫康叔世家》）。临终前冠缨被敌军斩断，他也要拾起来结缨而后死，可谓堂堂正正一伟丈夫。

《论语·微子》就记载了子路转述孔子的从政之道——“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儒家强调，士大夫出仕为官是要推行大道于天下，并以之为必尽之责任，因此不仕反而是不义。而“人必以行道为己责属义”，哪怕明知“道之不行”，“仍当出仕，所谓我尽我义”。（钱穆：《论语新解》）此处的“义”体现的是一种强烈的道义精神。

相比子路的鲁直，同样身处国难危局中的卫国大夫宁武子，则有着不尽相同的表现。《论语·公冶长》篇中，孔子曾盛赞宁武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北宋邢昺仍以此为先贤善于因应时势的出处智慧，说：“若遇邦国有道，则显其知谋。若遇无道，则韬藏其知而佯愚。”（《论语注疏》）然而朱熹的注解更为详细地提及了宁武子的从政经历和相应的社会历史背景，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了其中的“知”（智）、“愚”所呈现出的特殊含义：“按《春秋传》，武子仕卫，当文公、成公之时。文公有道，而武子无事可见，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无道，至于失国，而武子周旋其间，尽心竭力，不避艰险。凡其所处，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济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论语集注》）在朱熹看来，孔子此处褒扬宁武子“其愚不可及”，是因为宁武子面对国家危难之时不避艰险，勇于担当，不计个人名利得失，这一当隐而不隐之“愚”所体现出的崇高品质自是难能可贵，尤其是在艰险之中他还能“卒保其身以济其君”，那就更非一般人所能及了。朱熹的解释在后世影响更为显著，明清以来比较重要的《论语》注本很多都接受和依从了这一说法。如清代经学家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就对此评价说：“非有圣贤之学，乌能及于此乎？”认为宁武子是深明圣贤之道者。

由此，我们从孔子对宁武子的赞扬又可看出，他的“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从而“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主张，应该只是针对普通士大夫的一般性告诫；而对于不得已时能够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志士仁人”（《论语·卫灵公》），孔子更是高度赞赏的，特别是于身与国皆能保全者，孔子尤为“叹美之”。所以，孔子对宁武子的由衷嘉许，不仅因为宁武子勇于担当，是行义之典范，更因为他在挺身而出时还能“卒保其身”，其忠、义、勇、智皆非常人所能及。而子路不仅平素一贯见义必为，入仕后也秉持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忠义精神。他为救主而亡，虽忠勇可嘉，令孔子心恸不已，但孔子向来都在批评其鲁莽，也早就料及其死。显然在从政之道上孔子更欣赏的是宁武子，认为其既能不惜舍生以取义，又能以极高的智慧保全自身。在宁武子的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义”所蕴含的秉道而行的强烈道义精神，也能看到其中“卒保其身以济其君”的行政实践智慧。

关于“义”所蕴含的实践智慧，历代思想家皆有论及。孔子早在《礼记·中庸》里就曾指出：“义者宜也”，而《管子·心术上》说得更为具体一些：“义者，谓各处其宜也。”可见“义”很早就有着合宜、应当、适度等意涵，其对人之思维言行等也有着指导和匡正、规范的作用。如《礼记·乐记》就道：“仁以爱之，义以正之”，《荀子·赋》亦云“行义以正”，韩愈则在《原道》中进一步将“义”界定为“行而宜之之谓义”。但要如何去匡正和指导人的言行？“义”作为内在于人的道德准则，其对人之言行的规范与指导主要在于行为者自身根据当下具体情势的分析、裁断，而非直接源于外在的礼法。东汉刘熙的《释名·释言语》便解释道：“义，宜也。裁断事物，使各宜也。”《白虎通》也释“义”为“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如此种种，其中都明确呈现出了注重辩证分析的实践智慧色彩，从而让“以道事君”之“道”具备了得以超越现实具体情境的、更具普遍意义的实践价值。

孔子本人一方面力主“不仕无义”，强调社会道义担当；另一方面，面对具体的从政时机他往往也取“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的中庸之道，所以孟子称他为“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孔子的政治智慧自非一般士大夫所能及，但从他的种种讲论中我们仍可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儒家从政之道，其基本原则是“以道事君”，核心理念为“义”，具体可分三重维度：首先是“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一般性要求；其次是“义以为上”甚至不惜舍生取义的崇高道义追求，其典范人物为子路；最后则如宁武子一般，既有“其愚不可及”的强烈道义精神，又具备“以济其君”同时还能“卒保其身”的高妙实践智慧。而儒家历代思想家对宁武子的各种“叹美”以及对子路的惋惜，则又体现了儒家政治伦理的人文性特质。

（作者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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