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黑，欲落雨……”叶雪音老人用闽南语哼唱着这首童谣，哼到一半，两手一摊，笑着停住说：“后面想不起来了。”

可有一个日子，99岁的老人始终铭记于心。1951年11月27日，布达拉宫第一次映入她的眼帘，她和同行战友激动地欢呼起来。为了这一刻，他们徒步跋涉了四个月，走过了一千多公里风雪征途。

从五老峰下出发，走到雪莲盛开的地方。这位老人，是西藏和平解放后最早进藏的厦大学子，后又参加筹建西藏民族大学（前身西藏公学），被誉为“厦大援藏第一人”。

烽火之中播下信仰火种

叶雪音的少年时光，在厦大芙蓉湖畔的“三家村”度过。那是一幢浅黄色欧式住宅，学校把它分给了经济系、历史系、化学系的三位教授居住，叶家住在中间单元。“三家村”原是古语，宋代陆游便有“偶失万户侯，遂老三家村”之句。把这座三户人家的院子叫作“三家村”，正是叶雪音的父亲叶国庆的手笔。

叶国庆是厦大教育系首届毕业生，后在母校任教达半个多世纪，历任历史系教授、代理系主任、人类博物馆馆长。叶雪音的家中书香萦绕，父亲和青年学子围坐书桌，纵论学问、畅谈时局。父亲也常常教育子女，有国才有家。耳濡目染之间，少年叶雪音也在这样的氛围中慢慢成长。

烽火骤起，1937年底，厦大内迁山城长汀，叶国庆举家随之西迁。日军燃烧弹焚毁长汀水东街等惨烈景象，深深烙印在叶雪音心底。那段时间，父亲常和她常说起1940年5月陈嘉庚从延安归来、到长汀看望厦大师生时讲的一句话：“中国的希望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救星是中国共产党。”

信仰的火种，就这样悄然在她的心中生根发芽。

1945年，叶雪音随厦大回迁漳州读高中，她的数学老师周兴民带着学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她经周兴民介绍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那时，党员的身份不能公开，连入党都没有证明，但大家的信仰十分纯粹。“党员手里一有钱就会交给小组长，我也把父亲每月给的4元零花钱攒下来，交给组织当党费。”叶雪音说。

她随后承担起收集情报的任务。父亲在厦大的同班同学当时正任厦门市市长，那家的儿子恰是她的同班同学，女儿也是她的好朋友，她借着串门的机会摸清厦门的情况，抢在大搜捕前通知地下党转移。

1948年，漳州地下党遭破坏，周兴民在转移香港前把她的组织关系转进厦大。在她父亲的安排下，她住进女生宿舍，一边做党的工作，一边复习功课，考入厦门大学生物学系。

离家前，在厦大三家村前与家人的合照（左2为叶雪音）

抗美援朝的号角吹响，厦大校园涌现出“奥列格战斗队”“任弼时战斗队”等大批进步学生团体。在父亲的鼓励下，叶雪音放弃学业，报名参加抗美援朝。但是因为体检时肺活量不合格，就被选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学习，成为北外德语系第二届学生，为抗美援朝随军翻译做准备。

“这说明了本校师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1951年2月17日，厦门大学校报以“辛劳的人民教师，光荣的家庭，叶国庆等九位先生儿女参干”为题报道这一事迹。

离家前，一家人在三家村前拍下一张合影。照片里，那个站在父母身边的姑娘，正怀揣着一腔理想，奔赴时代的召唤。

千里雪域奔赴时代召唤

1951年，为落实《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中央统一处理西藏涉外事务的要求，外交部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抽调6名学员赴藏组建西藏外事处，叶雪音是队伍中唯一的女同志。

彼时，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叶雪音捐了一枚金戒指。“在厦门的风俗，小孩出远门时母亲就要给他带一个金戒指，我母亲也给我带了。”家人的温情牵挂，就这样被她化作报效国家的赤诚。

捐赠证书

1951年7月，叶雪音跟随队伍从重庆出发。二郎山是他们入藏途经的第一座大山，海拔三千多公尺。盘山公路盘旋向上，车辆颠簸剧烈，不少人头晕呕吐。可谁也不叫苦。“我们当时想，为了修筑这条盘山公路，不少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们受点苦算得了什么呢。”大家互相勉励，高唱革命歌曲向前进。

行至泸定，众人走上摇晃的铁索桥，脚下大渡河水激流奔涌。“我们想到当年红军战士强渡大渡河、横跨铁索桥，是何等的英勇啊！”叶雪音说，“战士们的雄姿在眼前浮现，让人肃然起敬，也更让我们有勇气、有信心进军西藏了。”

按原计划，西藏外事处要跟随十八军主力进军西藏，他们赶到甘孜时，已经换上了军装，戴上了十八军的胸章，却得知十八军已在他们到达之前先行向西藏进军了。

穿上军装的叶雪音

汽车仅能抵达当时川藏公路的终点甘孜海子山，余下的一千多公里，只能依靠自己的双脚前行，他们没有军人的帮助，却有着军人的意志：“开始步行后，我们就过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类似原始人的生活了。”叶雪音回忆。

进藏的路，比想象中来得艰难。藏区有句行路谚语：“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雨淋头；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学狗爬。”他们必须在“学狗爬”的季节前赶到拉萨。

攀登又高又陡的雪山时，身强力壮的男同志排在前后两头，女同志排在中间。他们右手拄着棍杖，左手抓住走在前面的男同志的衣角；上山时低着头，一走一攀登；下山时仰着头，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往下走。年过四十的杨公素处长一路给大家鼓劲，喊着：“前进！前进！坚持就是胜利！”在他的鼓舞下，大家同心协力，把一切困难艰险踩在脚下，翻过一座又一座闪着银光的崇山峻岭。

风餐露宿是常态。高原气压低，水不到沸点就开了，每顿饭都做得半生不熟，只好折两根树枝当筷子，夹起半生不熟的饭团嚼。没有蔬菜，就找野菜代替；平时口渴了，就抓一把雪塞到嘴里。到了兵站他们才能吃上馒头、牛羊肉，可走上一程，馒头就成了“铁疙瘩”，咬都咬不动，只好把馒头放在牛粪上烤。

每天夜里，他们只能在草地上扎帐篷，看上去干干的草地，睡上一宿，第二天早上贴身的褥子已经湿透。个人卫生更是谈不上，只能在到达兵站时进行洗漱。

历经四个月的艰苦跋涉，1951年11月27日，布达拉宫终于映入眼帘。“既艰辛，又倍感亲切，就像是昨天发生的故事，我们年轻过，我们热血奋斗过，我们不枉青春年华。”叶雪音这样回忆进藏经历。

三尺讲台浇灌边疆桃李

1957年7月，结束休假返藏的叶雪音途经西安，遇到了正在筹建西藏公学的汤化陶。他对叶雪音和爱人谢均安说：你俩一个来自同济大学、一个来自北京外国语学校，留在这里为西藏培养人才多好。

“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安排。”放弃学业投身参军是服从组织，从北外调赴西藏外事处也是服从组织，叶雪音再一次选择听从祖国的召唤，她和爱人就这样成了西藏公学的教师，开始了长达26年的教学生涯。

初创时期的西藏公学学生年龄跨度极大，长者四十余岁，幼者仅有十来岁，不少学员是翻身农奴子女，属于汉藏双文盲，既不会讲汉语，也不识汉字。学校定下目标：四年之内，让这批学员的汉语水平达到内地高小程度，尽快转入师范、卫生、畜牧等实用专业学习，投身西藏建设。叶雪音受命担任汉语文教研室主任，一干便是二十余年，直至1983年离休。

她没有系统的语言教学经验，但过往学习英语、德语、藏文的经历，让她掌握了语言对比研究的思路。她带领团队梳理汉藏语言的显著差异，自编《汉语入门》《汉语基字》等教材，把汉语学习拆解为拼音、日常用语、基字、句型、短文五个循序渐进的阶段。学校推行“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的“四同”制度，他们便把课堂延伸到生活各处，带学生实地参观医院，在劳动现场认识工具器物，回到课堂再根据实践内容练习写日记。

寒来暑往，这批原本目不识丁的学生，四年后顺利转入各专业学习，学成毕业后，大批人才奔赴西藏各行各业。

这份师恩，学生记了一辈子。2020年，叶雪音所带过的预科八班学生在入校40周年之际举行纪念聚会，特意编写《纪念画册》和《纪念文集》邮寄给她，学生索朗罗布还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是我和我们预备八班最敬佩、最难忘、最喜爱的老师。您不仅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您更像是我们的母亲。”他还随信寄来一个保温杯，寓意这份感恩“是带温度、一辈子的”。

后来有人问起，一辈子扎根基层民族教育，放弃了早年科学报国的理想是否后悔。叶雪音回答：“正是我们这些热血青年，依靠牺牲自我、奉献时间精力，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我们的付出值得，我们没有后悔。”

叶雪音始终珍藏着一枚“厦大校友”徽章，那是70多年前她离开厦大前，时任厦大校友总会会长卢嘉锡教授亲手给她戴上的，寄托着母校沉甸甸的嘱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手握这枚徽章的她，在雪域高原、边疆教育的漫漫长路上奔赴属于自己的长征，也用毕生步履践行了父亲“有国才有家”的教诲，用毕生行动诠释了“爱国、革命、自强、科学”的厦大校风。

（宣传部 戴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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