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厦门6月6日电（记者 颜之宏 彭培根）“那时候我的家乡已经沦陷了，我和两位朋友背井离乡从广东一直走路到长汀，就是为了能够考上厦大。”说起自己1940年高考经历时，今年已经97岁高龄的潘懋元老人依旧热血澎湃，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日。

虽然已近期颐之年，潘老对过去发生的高考经历依旧记忆犹新。潘老自1945年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坚守在高等教育岗位上，从教72年。正是因为自己人生的特殊经历，潘老对高考也有着自己的体会。

潘懋元1931年在广东家乡小学的毕业照（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新华社发

背井离乡的求学之路

时间倒退回1940年，时年20岁的潘懋元和两位朋友一起，徒步从家乡广东揭阳至福建长汀，希望能“一举中榜”厦门大学，了却自己的“家国天下梦”（注：抗战时期，为坚持办学，厦门大学内迁至闽西长汀）。然而，师范生出身的潘懋元对于数理化并不精通，第一次参加厦大高考失败了。

与现在的录取制度不同，厦大在1940年前后采取的是自主招生的形式，有意向报考厦大的考生需要同时参与公民、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不同文理科目的考试，择优录取。考场失意给潘懋元带来的不仅是心理上的打击，之前从广东老家带来的盘缠也已消耗殆尽。在回还是留的问题上，潘懋元毅然选择了留下来，来年再战。

没有钱怎么办？师范生出身的他转而考入设在福建永安的省立中等学校师资养成所。因为曾在广东做过小学教员，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潘懋元除了正常的课业安排外，还复习起了数理化。

在永安的这所中等师资养成所里，学生读书、吃饭都是不需要费用的，在入学时，每人还可以领到两套衣服、一床被褥以及蚊帐等生活用品。这让潘懋元得以“衣食无忧”地准备再次迎战厦大高考。

1941年秋，福州沦陷，厦大的考点缩减至三个：福建的南平、长汀，以及江西的泰和。身在永安的潘懋元就近选择了南平考点继续奋战。功夫不负有心人，潘懋元以七进一的比例中榜厦大。

在此之后，潘懋元在宿舍内将之前养成所配发给自己的衣服被褥等物品打好包，托同学原样留下还给养成所，只身前往长汀报到。“养成所得知我走后还发函到厦大要人。后来还是厦大老校长萨本栋把我保了下来，我才得以继续在厦大完成学业。”潘懋元说。

高考变迁的历史见证人

在抗战时期，许多胸怀家国天下的读书人都期待用自己在学校习得的知识来报效国家，因此上学人数不降反增。直至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全国大学生人数达到了空前的12万人。

“你觉得12万人这个数目怎么样？”潘老抛出这个问题后，随手拿出一本2016全国教育统计资料给记者看，上面写着“全国在读博士生人数为34万多人”。“也就是说，那时候的大学生只有当前博士生的三分之一，比今天的博士生还要稀缺。”潘老说。

自1945年从厦大教育系毕业后，潘懋元一直投身在教育事业中。曾担任厦门大学附属小学校长，还兼任厦大教育系助教一职。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高校仍以自主招生的形式招收大学生，到了1952年之后，才分地区组织高考，当时每位参加高考的考生不论文理都要考政治、国文、外语、数学以及理化、史地等课程。期间一度因生源不足，高中二年级就能上大学。一些没有中学学历的工农兵，可以在工农预科（后改为工农速成中学）经短期培训之后进入大学学习。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考过程中最艰巨的工作莫过于“试卷押运”。“在那个年代，高考试卷在上海印刷后由封闭的火车车厢运到厦门，车厢中有两三位押运员日夜看守，非常辛苦，火车只要一直在路上开，他们就得一直保持高度警惕。”潘懋元说，考卷到达后封存在公安局专用库房中，一直到开考前才由工作人员取出，并由一名警察送到考场，所有工作人员在考试结束之前都要和考生一样，不得离开考场。

划时代的“77年高考”

潘懋元从1956年至1964年担任厦大教务处副处长、处长，后被借调至北京，在1973年又回到厦大任教务处长、副校长，主持了厦大招生考务等工作。

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后的第一届高考。中央决定对所有报考考生取消年龄限制，同时要求各基层单位不得阻挠考生高考报名。“这还不算，当时还要求各单位对考上大学的农村干部和招工进城的职工继续发放工资，毕业以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潘懋元说，上山下乡的知青重新燃起了希望，许多重返校园的77、78级大学生甚至都已过而立之年。

“77、78级大学生陆续毕业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人才青黄不接的矛盾。”潘懋元说，“上山下乡知青上大学，成为中国高教史上的 77、78级现象 。”

从1940年至今，潘老用了77年去感受、研究和剖析高考，尽管已近期颐之年，但对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初心却从未改变。97岁的他依旧精神矍铄地活跃在教育一线，仿佛那位曾在厦大校门前驻留的青年从未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