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之大创当时世界之最；本报专访多位亲历者，为您讲述恢复高考背后的历程和故事

正因为高考恢复，这些中国留学生得以在入学之后前往新西兰学习外语。新华社发

1977年高考恢复，570万名考生走进考场。（资料图来自网络）

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厦大校友在校园中参加篮球运动。（厦大77级校友郑鹰厦摄，许闽峰友情提供）

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厦大校友在大学校园合影，畅享青春年华。（厦大77级校友柴海涛提供）

一片丹心

一帮改革者力排众议，

为国家带来希望之光

一个拐点

众多有志青年的人生

轨迹因此变得不同

一场蜕变

中国开启了公平竞争、

尊重知识和人才的时代

高考明天举行。今年的高考有点不寻常——1977年，中国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全国统一高考，距今整整40年。当年共有570万名考生走进考场，规模之大创当时世界之最。

今天，我们透过当事人的回忆，或许能帮助大家更加完整地理解恢复高考的意义和影响。

我们纪念高考恢复40年，不仅是因为40年前的那场考试，把一代人的人生改变得如此跌宕，更重要的是，它见证了中国从一个时代，走向另一个全新的时代。

亲历者•专家

讲述人:刘道玉

时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恢复高考决策是如何出炉的？

端午节前，厦大举行了“恢复高考40周年暨高考改革学术研讨会”，亲历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刘道玉虽然没有到会，但是，他向研讨会提交的一篇论文，讲述了恢复高考决策出炉的完整经过。今年84岁的刘道玉当时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后任武汉大学校长。

刘道玉说: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针和恢复统一高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77年8月4日 科教座谈会召开

1977年4月，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刘道玉被借调到教育部，一个月后被宣布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

1977年8月4日召开的科教座谈会，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第一次公开重要活动，以了解文革期间受害深重的科教战线如何开展工作。刘道玉说，邓小平要求，从中国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15名有一定声望的学者参加会议。

刘道玉和当时的高教司处长商量确认了16个专家，其中之一是武汉大学查全性。

查全性后来被称为捅破那层纸的人。这是后话。

座谈会1977年8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刘道玉说，5日晚，查全性找到他，跟他商量:会议开了几天，听了其他人的发言很受启发，我本想讲的，别人都讲了，你看看我讲什么好？

刘道玉在文章中写道，他当时告诉查全性:你来得正好，我原打算把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针作为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突破口。他向查全性提议:明天发言就提这个问题。

“十六字”招生方针指的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1977年8月6日 邓小平拍板:今年就改

查全性在恢复高考20年接受媒体采访，也间接回应了这段往事。1977年的8月6日下午，他开始了一次载入史册的发言。

发言中，查全性直指当时大学招生制的四个严重弊病: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助长了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从今年就开始改进招生办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查全性语惊四座。

听完查全性的发言，邓小平点头说道:“高考确实应该恢复，但今年恐怕来不及了。”

其他与会代表急了，数学所吴文俊、上海有机化学所汪猷、中国科技大学温元凯等纷纷表示:“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不然又招来二十多万，又有许多不合格的，浪费损失就大了。”

邓小平拍板了:“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就这样，邓小平一锤定音，一举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针。

1977年9月25日 正式重启高考

但是，这并不是一帆风顺。刘道玉说，当年8月13日到9月25日，北京又紧急召开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争议很大，意见难以统一，开创了长达44天的会议记录。

刘道玉的文章透露，在会议争执不下时，邓小平找到教育部谈话，严肃指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说明你们胆子小，怕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抓，招生会议尽快结束。

就这样，邓小平再一次拍板，招生工作会议结束了，并正式启动了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命题、统考与招生工作。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转批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恢复高考的消息一日内传遍了大江南北。

亲历者•77级考生

讲述人:郑韵绮

曾任市招办副主任

考场桌面坑坑洼洼

用农民家鞋盒当垫板

在北京的刘道玉参与恢复高考的决策时，厦门招办的工作人员蔡滨和也开始高考组织的准备。

后来成为市招办主任的蔡滨和前天说，虽然恢复高考是1977年，但是，市招办在七十年代初就恢复了，借在华侨酒店后楼办公。在1977年之前，市招办忙着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即根据“十六字”招生方针推荐。

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是以1:3比例来推荐，即如果厦门今年分到100个工农兵学员名额，那么，就要以300人名额分解到各部委办和县，以此类推，县再乘以三，再分到公社。

这一繁杂的推荐程序占据了蔡滨和的记忆，以至于他对1977年高考的组织工作，没有太多印象。

他后来的同事、市招办原副主任郑韵绮对1977年厦门高考却是记忆犹新——1977年，郑韵绮作为上山下乡知青，在同安五中也就是现在的新店中学参加高考。

从资料上看，当时福建省招生委员会公布招生简章是1977年11月5日，考试时间是12月16、17日。

郑韵绮前天说，考试前，他们到学校熟悉考场，结果都傻眼了，桌子椅子破破烂烂，椅子就是长条椅，桌面坑坑洼洼。考生们不干了！这怎么写字？

考点紧急上报，最后通知说，大家可以带垫板。但是，在当时新店那个地方，上哪里去找垫板？知青们只好到当地农民家里，紧急“搜刮”鞋盒。

第二天，郑韵绮带着从鞋盒裁下的纸板，上了高考考场，考上厦门师专，几年后，到市招办工作。

亲历者•77级考生

讲述人:朱崇实

现任厦门大学校长

忙着揭批“四人帮”

“抽空”参加高考

在郑韵绮在同安五中垫着鞋盒参加高考时，1977年12月16日那天，在建阳县童游小学，一位叫朱崇实的考生也参加高考。高考前，他从插队的农村被选拔到建阳县党校当理论教员，他是在跟县委理论宣讲团到农村、工厂揭批“四人帮”的百忙中，抽出时间回到考场的。

在龙岩，曾被称为“秀才”的刘海峰和弟弟刘海平一同走进高考考场。作为知青，刘海峰在龙岩县江山公社铜砵大队的耕山队务农，他被安排住在一栋两层楼房 ，下面就是水牛，楼上住人，中间用木板隔开，可以说和牛很亲近地生活着。

40年后的2017年5月27日，作为厦大校长的朱崇实，参加了刘海峰所在的厦大教育研究院和厦大考试研究中心主办的“恢复高考40周年暨高考改革学术研讨会”，刘海峰身兼研究院院长、研究中心主任，他还是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

朱崇实应邀发言。就在大家在等待一个常规领导发言时，他撇开讲稿，看着台下，情真意切地说: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今天的命运不是这样。

他的这句话，轻而易举地触动了人们的心弦。

【揭秘】

您或许

不知道

搁置印刷《毛泽东选集》

先行印刷高考试卷

1977年冬天，570万年龄参差不齐的青年走进了高考考场。这次考试规模之大，不仅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最高纪录，亦堪称世界之最。由于没有足够的纸张印刷考卷，中央决定，暂时搁置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调用纸张先行印刷高考试卷。

1978年春天，27.3万名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意气风发地踏进了大学校园。高等学校招生进行严格考试，实现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基本上杜绝了“走后门”的现象。录取工作重在本人表现，上大学可以不受家庭问题的牵连，分明已经透出拨乱反正的气息。中国重新开启高考之门，预示着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的来临。 （据新华社电）

为让高考提前一个月

调研到实施花了两年

很长一段时间，高考一直是在七月份举行，高考改为六月，是2003年的事了。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瞿振元日前在厦大研讨会上揭秘说，为了高考提前一个月，调研了一年，推迟一年实施。

2001年，教育部启动高考提前一个月调研。七月天气炎热，各地考生苦不堪言，考场过道都要摆放冰块。瞿振元说，教育部觉得高考提前这事要加速。2001年，教育部搜集高考提前一个月的各项资料，上报国务院，也很快就接到批示。

瞿振元到现在还记得，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上面批示“是否充分征求了各地的意见”，他说，“充分”这两个字还是写在旁边画个圈拉进来，特别醒目。

教育部立刻向国务院报告说:很充分！我们征求了各省市的意见！不过，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找到瞿振元:老瞿，你这个充分不就征求了教育部门的意见吗？你没有征求公安、交通、卫生和通信部门的意见？

一语惊醒梦中人，瞿振元说，我们没有想那么多，但是，高考的确具有复杂性。

2002年初，国务院召集教育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一起开会，听取意见。有趣的是，其它部门也都力挺，眼看2002年高考就要执行提前一个月了，不料，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居然是搞教育的自己人——参加座谈会的北京两所中学校长提出意见:我们已经准备好复习计划，一旦改变，计划需要调整，能不能今年不弄啊？

当时有种观点认为:提前一个月，全国都一样，对谁都公平。不过领导发话:还是要谨慎点，听听家长意见。

教育部于是派人到北京四中调研，他们问门口的家长:高考提前一个月，凉快了，好不好？家长说:“这好是好，但是你们拿别人孩子试，别拿我孩子试，行嘛？”

瞿振元说，我们汇报后，国务院领导说:晚一点就晚一点呗，我们先预告出去，2003年再提前。

他说，从这件事上，他体会到:做好事也要有技巧，好事要会做才能称为好事，特别是要注意尊重群众意愿。

高考恢复时曾举办

“最落后”科研成果展

97岁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潘懋元，当时在厦大参与77级、78级的招生考试。他对一件事记忆犹新，当时国家突然要求所有重点大学到北京开科研成果展览会。

潘懋元说，耐人寻味，这个展览会要求各所高校拿出最落后、而不是最先进的科研成果。

他至今还记得，各所大学摆出成果，有的至少比国外迟了三十年。

（本报记者 佘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