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正迎来改革新动作。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确立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三类办学定位，开启我国高校分类改革和发展新格局。《意见》以统筹规划为先导、分类改革为动力、科学评价为牵引，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转向结构重塑、内涵提质。

“《意见》为高校跳出路径依赖，真正实现不同类型高校合理定位、各安其位、各展其长提供了契机。”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研究”首席专家、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刘振天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指出，“千校一面”本质上是制度激励结构催生的结果，《意见》则从“理念倡导分类”转向“制度建构分类”。他强调，“改革成败不在文件完美，而在重塑激励，让办出特色的高校真正受益，使分类发展成为高校内在的自愿选择。”

01

强化制度保障

分类改革“动真格”

中国经济时报：从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到2020年《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国家层面持续推动高校差异化发展，但高校“争上层次、争学位点、学院升大学”的同质化冲动始终难以消解。从制度根源上看，这种冲动为何长期顽固存在?

刘振天：攀高求大、升格更名是“老大难”，不能简单归因于办学者或政府，这种现象本质是制度激励结构催生的结果。

过去十多年来，国家一直在强调、倡导和推进高校分类发展和多元发展。新世纪以来，不少地方高校早就在探索高校地方化发展和转型发展。但实事求是地说，效果不明显，许多分类政策还停留在文本形式上，未真正落到资源配置、学位授权、招生计划、评价机制等操作层面，实践上依然沿着分层分等逻辑管理和运行。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升格是高校、地方政府、管理者、教师乃至学生等多方主体的“占优选择”。因此，每一所高校都挤在升格更名等同质化发展赛道上，最终导致“千校一面”的发展困局。

中国经济时报：《意见》确立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三类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方向，还系统提出分类管理、分类评价、资源配置等机制。与以往多轮部署相比，此次改革最实质性的突破体现在哪里?

刘振天：对比以往政策，《意见》最大的实质性突破是从“理念倡导分类”转向“制度建构分类”，重在制度保障。

一是顶层定框架，明确三类办学定位和综合性、特色化方向;二是定清央地校职责，中央管大政方针和通用标准，省级统筹、高校自主选择;三是强化分类配套，招生、学位、经费、评价均分类施策;四是分赛道树标杆，“双一流”“双优”“新双高”让每条赛道都能冲击一流，跳出单一升格赛道。

02

分类不是分层

不能给学校贴身份标签

中国经济时报：《意见》提出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并保留有序调整办学类型的通道。落地中最大的风险，是分类异化为新一轮分层、变成贴身份标签。如何做到“分类”而不是“分层”?

刘振天：改革分类最大的陷阱，是把“类型划分”再度演化为“等级排序”。若仍把研究型视为“高级”、应用型为“次级”、技能型为“低级”，资源一边倒，分类就会换汤不换药。关键要把握住三条原则。

其一，分类是功能职责区分，不是三六九等--研究型主责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础研究和重大攻关，应用型立足区域、侧重应用研究和技术转化，技能型培养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三者没有高下之分。

其二，身份不固化，有序调整不等于无条件升格，调整须服从区域布局，以办学成效和贡献论，不看学位点、校名和规模。

其三，坚持双向选择，高校自主选择类型、主管部门结合产业需求评定，而非行政贴标签;校内学科专业也不搞一刀切。

中国经济时报：《意见》要求强化省级统筹，形成与分类发展相适应的治理体系。目前，广东“三类五型”和“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探索多年，有哪些经验可供复制推广?

刘振天：广东探索是国内地方分类改革非常有参考价值的样本，有几条经验具备可推广性。

一是分赛道绩效评价，研究型看原始创新，应用型看产业服务和本地就业，技能型聚焦产教融合，不以论文课题考评全校;二是评价与资源配置挂钩，不只看绝对水平，也看相对提升，让学校都有成就感;三是动态进退，身份不搞终身制，实绩突出者进阶、偏离定位者调出;四是产业导向，把产业学院、专业认证、本地就业纳入考核，引导高校“眼睛向下”对接产业链。

当然，广东也受传统学历观念制约，地方经验推广不能简单照搬指标，重在理解和把握“分赛道评价、贡献导向、动态调整”这套治理逻辑。

03

“一流不等于同一”

让办出特色者真正受益

中国经济时报：“双一流”“双优”“新双高”三条赛道并行，怎样督办出更多“一流”高校?如何防止应用型评价“换汤不换药”、地方层层加码演变为指标竞赛?

刘振天：需要强调一个核心前提，即要认清“一流不等于同一”。研究型一流在原始创新、破解“卡脖子”，应用型一流在产业服务、成果转化，技能型一流在产教融合和技能人才供给，不能把“双一流”逻辑平移到“双优”“新双高”。

制度上，要按照《意见》要求推进三个转变：资源配置从“身份拨款”转向“类型绩效拨款”，依据类型、培养成本和实际贡献分配，应用型高校优势工科生均拨款可高于研究型大学;学位点授权分类导向，专业学位点更多向应用型、职业本科开放;建立差异化评价标准，推动用人单位树立能力导向。

两大隐患须防范：一是口头讲应用、实际仍唯论文唯课题，这就要做实评价工具，职称评审把专利转化、产业服务与论文同等对待，引进行业企业、第三方参与;二是针对可能出现的层层加码异化为数字竞赛问题，国家要划定负面清单，省级可细化指标但不得抬高门槛，不得把新增硕博点、更名大学作为硬考核，并强化问责、实地考察。

中国经济时报：在学龄人口下行、人工智能倒逼专业迭代、产业升级三重压力下，如何破解产教“两张皮”?两类高校怎样定位、央地校如何分工?未来几年能看到哪些变化?

刘振天：少子化使招生从增量转向存量竞争，升格从“求发展”变为“求生存”，改革不到位，地方院校继续靠升格抢生源，“两张皮”将雪上加霜;产业急需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不少高校专业却照搬研究型大学。破解要靠组合制度：建立产业需求导向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以需求监测指导设置和招生，调减与主导产业脱节、就业率低的专业;把产教融合成效纳入分类评价核心指标;深化产教协同，以人工智能改造传统专业、布局新兴专业。

地方应用型本科要改变“向上攀附”思维，扎根区域、紧盯地方产业，不求大而全、不对标研究型大学，建好对接产业链的专业集群;行业特色高校要守住底色，深耕细分赛道，做行业技术创新的“参谋部”和人才供给的“蓄水池”。分工上，中央负责顶层设计和负面清单，省级作为枢纽细化方案、统筹资源、抑制升格冲动，高校把自主权用在强化特色上，而非追逐升格。

展望未来三到五年，社会与企业能够看到五方面积极变化：地方应用型本科和行业特色高校形成鲜明办学特色;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供给增加，“招工难”“就业难”矛盾缓解;院校标签偏见弱化，毕业生凭实践能力赢得机会;高校不再把更名、申硕申博当首选，校企合作更加普遍;学生成长通道更多元，不再只有考研读学术研究生一条路。分类发展是渐进过程，不可能文件一发就立竿见影，关键在重塑激励，让办出特色者受益、执着升格和同质化办学者受约束，最终成为高校内在的自愿选择。

原载于《中国经济时报》2026年9月28日第A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