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惠芬（中）与受访番客婶合影。

文/本报记者 许舒昕

　　图/受访者 提供

“番客婶的历史无人知。”

20多年前，在福建乡村做田野调查时，一位番客婶这样对沈惠芬说。那时，无论是这位老人，还是初入这一研究领域的沈惠芬，大概都不会想到，20多年后，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会让无数年轻人开始寻找这些女性的故事。

电影热映后，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惠芬意外“出圈”。小红书上，有网友称她为“最关心‘阿嬷’的历史学者”。不少观众顺着电影找到她的中文著作《社会性别与历史书写：20世纪上半叶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这才发现：在华侨出海史背后，原来还有这样一群长期被忽略的女性。她们在闽南被称作“番客婶”——男人“过番”下南洋谋生，妻子则留在故乡侍奉公婆、抚养子女、操持家业，在漫长分离中度过一生。20多年来，沈惠芬一直关注、研究这些女性。

“以前我的研究更多停留在学术界内交流。”沈惠芬说，借由这部电影，那些在历史深处沉默已久的留守女性，终于被更多人重新看见。

“不想看， 因为太知道她们的人生”

沈惠芬第一次刷到《给阿嬷的情书》，是在微信视频号。她起初甚至不太想去看。“因为长期研究这段历史，你太知道她们的人生里有多少困难和挫折，我怕自己会很难受。”后来，她还是走进了影院。电影里，潮汕女子叶淑柔独自在家乡抚养三个孩子，一边等待丈夫从南洋归来，一边靠侨批支撑生活且维系着漫长而脆弱的情感联系。不少情节让沈惠芬落泪，“不知不觉就被触动了，好像内心某根弦突然被拨动。”

在她看来，电影最珍贵的地方，是让那些“在华人跨国迁移史上长期被遮蔽的留守女性”重新进入公共视野。“过去大家谈华侨史，关注的往往是下南洋打拼的男性。但那些留在家乡的女性，其实同样支撑起了整个跨国家庭。”

沈惠芬表示，电影里的叶淑柔，并非虚构。在真实历史中，成千上万的番客婶都曾这样生活。不过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亦对现实进行了美化。“像叶淑柔这样，在丈夫去世后还能持续收到侨汇和物资，其实是非常幸运的。”沈惠芬说，“现实里，许多女性后来彻底与丈夫失去联系。”她在研究中见过太多类似命运：有人丈夫客死异乡却被隐瞒死讯；有人发现丈夫在南洋另组家庭；也有人在失去侨汇后，生活难以为继，甚至走向自杀。

影片中的侨批语言充满文学性的抒情意味，“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圆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等台词，让许多观众为之动容。“现实中的许多侨批，其实没有电影里那么诗意。”沈惠芬说，很多信件都很务实，有丈夫交代妻子调查家业，必要时赎回田地；也有出洋谋生的儿子写信给母亲，特意提到“橱内有黑哔叽衣一件，若有人前往菲律宾，务必帮忙带来”……家长里短、柴米油盐，甚至一件衣服的去向，都被仔细写进信里。虽然这些琐碎的日常未必称得上“情书”，却藏着跨越海洋的牵挂与依赖。

番客婶不是历史资料 而是活生生的人　

沈惠芬出生于福建漳州诏安的一个侨乡。她小时候就知道，村里很多人曾在1949年前“过番”到暹罗、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等地谋生。20世纪80至90年代，一些“番客”返乡修缮村中的大庙、建学校，成为村里备受瞩目的人物。童年的她，并不知道这些零碎故事背后涉及的历史，后来会成为自己的研究课题。

沈惠芬至今仍记得家乡两位丈夫“过番”的女性。其中一位女性的丈夫从泰国寄回许多漂亮衣服。她性格慷慨，把穿不完的衣服分送亲邻，沈惠芬家也分到了几件。另一位留守女性，却让年幼的沈惠芬感到害怕。这位女性的丈夫从泰国回来时，把在海外建立的第二个家庭也一并带回家，并且与她分家而居。“小时候我不理解她为什么总是郁郁寡欢。后来做了研究，我忽然理解了她。”

2000年，沈惠芬在福建师范大学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一次搜集抗战时期福建华侨资料时，她读到一些关于侨眷的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中断，许多侨眷陷入困境。这些侨眷的命运深深触动了她。后来，她赴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在导师建议下，开始真正进入侨眷研究。

2004年，为了完成博士论文，沈惠芬从新加坡回到福建，在福州与闽南一带展开7个月的田野调查。那是她第一次真正走进这些番客婶的人生。“以前我是在档案、报纸、期刊等资料中读到关于她们的文字描写。后来我进入她们家里，听她们亲口讲述自己的经历，那种冲击完全不一样。”

有人听说她要写番客婶的书，脱口而出“番客婶的历史无人知”；有人知道沈惠芬要来听她讲自己的历史，激动得前一晚睡不着觉；有人苦笑着说自己这一生“不值”；还有人形容自己一辈子“守活寡、守死寡”……这些番客婶的人生经历，也让沈惠芬不断重新审视档案、报刊等纸质资料中的留守女性。

但也并不只有苦难，番客婶也会谈到令她们引以为豪或开心的事情。有位女性骄傲地告诉沈惠芬，自己曾去香港打工，用多年赚取的钱财在家乡建起一栋三层洋楼，后代为了纪念她的功劳，在门口石刻对联里嵌进了她的名字。

番客婶会哭，会抱怨，会愤怒，会怀念，也会自豪。这些复杂而真实的情感，让沈惠芬越来越意识到，“她们其实一直都希望，有人能认真听听自己的人生”。

那些曾经长期沉默的人 值得被重新看见　　

在沈惠芬看来，大众对番客婶最大的误解，是常常把她们视作“被动接受海外侨汇、依赖侨汇生活的依附者”。事实上，她们远比想象中更坚韧，也更有力量。

沈惠芬的研究表明，没有这些留守女性，许多男性根本无法长期在海外谋生、发展。她们不仅维持家族运转，还承担着跨国家庭的日常管理，甚至在海外的丈夫发生意外或去世之后照顾整个家庭。

有些女性甚至比一些男性更早适应现代社会。通过档案、报刊、文史资料和田野调查等，沈惠芬逐渐拼凑出太平洋战争时期侨眷的真实生活图景：战争爆发后，侨汇一度中断，许多侨眷不得不走出家门谋生，有人为商人挑担，有人在海边晒盐、挑盐、捕鱼，有人垦荒耕种，有人做手工、从事副业，也有人摆摊卖“估/故衣”。1942年的《福建新闻》曾报道，在经济萧条、商铺纷纷倒闭的背景下，由侨眷参与的“估衣”市场从原本零散的生计方式逐渐形成规模。此外，还有一些女性投身革命、参与地下工作，利用侨汇资源支持抗战。

在厦门大学的课堂上，沈惠芬长期开设“中国侨乡研究”这门课程，她会带学生学习、讨论这些女性的历史，希望能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华侨华人史、中国侨乡史。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后，有学生联系她说，看了电影，想起曾经在课堂上讨论过的番客婶。“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电影和历史研究真正的意义。”沈惠芬说，“让那些曾经长期沉默的人，被重新看见。”

记者手记

采访前，我读了沈惠芬的《社会性别与历史书写：20世纪上半叶福建移民家眷生命史研究》。书里有一句话让我久久难忘：把个体的人当作研究对象。或许，《给阿嬷的情书》真正动人的地方，也正在于此。这些故事让我们重新意识到：历史不只是宏大的时代叙事，不只是英雄与事件，历史也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

过去，人们记住的是下南洋闯荡的男人，却很少有人追问，那些留在故乡的妻子经历了什么。如今，借由一部电影和一位学者20多年的研究，这些曾经被忽略的女性终于被更多人看见。她们从来不是华侨史的旁观者，而是这段历史得以延续的重要力量。

原载于2026年6月2日《厦门日报》A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