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创办初期订定的《厦门大学校旨》声明，“本大学之主要目的，在博集东西各国之学术及其精神，以研究一切现象之底蕴与功用；同时并阐发中国固有学艺之美质，使之融会贯通，成为一种最新最完善之文化”。作为“中国固有学艺”之一的传统目录学，自然也在吸纳阐扬之列。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校史资料看，1926年至1927年的“文科学程纲要”中就明确规定了“目录学”是“国文学系必修科”之一 。

▲文科学程纲要，厦门大学布告（第五卷第四册）

授课教师原定为陈乃乾（因事未能到任），后改由国学研究院哲学助教兼编辑容肇祖担任讲授。

▲代迅，胡旭主编. 厦门大学中文系系史 1921-2021[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21。G649.285.73/608

这一时期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更是将目录学著述列入出版议程，公布了编纂《中国图书志》的计划 。

▲国学研究院编辑“中国图书志”，厦大周刊（第162期）

国学研究院在编纂宗旨中指出，研究旧学的第一步工作，在于编纂一部“结算历代艺文志总账之书目”。过去虽有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但只能作为大概参考，难以满足深入研究。而《中国图书志》囊括历代史志、各家书目，穷源竟委、执要说详，是整理国故的巨制与关键。

这是一个庞大宏伟的编纂计划，其繁难可由当时公布的“凡例”及“著录表格”一窥端倪。

▲中国图书志著录表格，厦大周刊（第163期）

当时，各个部类的负责人如沈兼士、顾颉刚、张星烺、周树人（鲁迅）等，都是各自领域内的翘楚。

▲《中国图书志编辑现况》，厦大周刊（第166期）

可惜的是，随着1927年国学院的停办，期待中的《中国图书志》最终未能问世。但这一学术设想，却为厦大传统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极高的起点。

国学院停办后，早期厦大的目录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并未中断。缪篆与1928年新聘的李笠等知名学者，继续在讲台上开展目录学的耕耘。

李笠两度受聘于厦大，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主任等职。他撰写的《图书目录之缘起》系统阐述了古人编纂书目的动机，为学生指明了入门路径。而缪篆发表的《中国目录学叙》也从历史和客观对象的角度，对目录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从左至右，依次为：缪篆.中国目录学叙，厦大周刊（第232期）；李笠.图书目录之缘起，厦大周刊（第233期）；张秀民.中国历代目录家传略凡例初稿，厦大周刊（第210期）

这些学者不仅以自身的学术造诣为学界瞩目，也极为注重通过目录学来培养和选拔人才。这一时期，厦大倾心培养的张秀民、包树棠（字伯芾，号笠山）等优秀学生，均在目录学领域取得了受到学界关注的成绩。

传统目录学是一门需要在日常中笃行、实证的学问。包树棠在厦大学习期间，便利用课余时间，历时三年完成了《汀州艺文志》的初稿。

上杭包生树棠，学于厦门大学，以校课之暇，次录其郡先正著述为《汀州艺文志》若干卷。详录序跋，纪其存佚，则朱竹垞《经义考》之例也；其人有传、状之属悉录之，兼有钱衎（kàn）石《征献录》之善焉。前志著录，讹者订之，漏者补之。惟义所在，不少瞻徇。商略义例，辨析疑滞。晦明风雨，忽忽三年。生既毕所业，而是书粗告厥成。行矣包生，稽古之功，此焉嚆矢。而仁其先民之诚，将永永而无既也。故乐为序之，并举余夙所感者，以起义焉。庚午闰夏，威远周岸登。

——《汀州艺文志》周岸登序，写于1930年

这部著作后来被国学大师章太炎赞为“苦心探索所得”，盛赞其完成之不易。

▲包树棠编纂.汀州艺文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0。Z812.257.4/623

在传统学问中，目录学的研治与传授历来是成学造士的重要法门。大儒远去，风范长存；早期厦大在此领域取得的累累实绩，至今仍回响不绝。面对先贤留下的珍贵学术遗产，我们在致敬的同时，亦深切期盼着这一优良传统在今日发扬光大、生生不息。

【人物小贴士】

李笠（1894～1962），字雁晴，曾名作孚、雅臣。瑞安（今浙江温州）人。目录学家、文献学家。1928年、1942年两度受聘厦大，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主任等职。著有《三订国学用书撰要》《中国目录学纲要》《汉书艺文志举例》《史记订补》等。

【文献获取地点】

图书馆古籍特藏阅览室（思明校区总馆405室）

（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