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厦门大学新生中来了一位文质彬彬的广西青年。往后岁月里，他的人生镌刻下北伐、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等厚重印记；而十多年后的长征路上，这位曾经的厦大学子，是个背着大铁锅的“伙夫”。他叫雷经天。一位书卷气与钢铁意志并存的革命者，背着一口沉甸甸的铁锅，走完了二万五千里。

三度蒙冤的革命青年

雷经天，1904年生于广西南宁，“五四”浪潮中义无反顾投身爱国洪流，是南宁的学生运动领袖。1923年，他考入厦门大学理科，翌年转入上海大夏大学。1925年5月，经恽代英、贺昌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他走上革命道路：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27年秋，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他在潮汕（汤坑）战斗中左腕和肺部受重伤，被送往香港手术才保住性命，醒来却说“运气真好，把命从地府捡了回来，可以为革命事业多死一次”；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广州工人赤卫队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血战观音山三天三夜；1929年12月，他与邓小平等人领导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前委委员，并被推选为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领导苏区建设。

然而，雷经天的革命生涯却十分坎坷。1928年初，广州起义失败后，因有伤在身，雷经天来不及转移，隐藏一周后才设法脱身到香港找到党组织。广东省委在检讨广州起义失败原因时指责他“临急欺骗潜逃”，给予开除党籍。同年春，周恩来赴香港，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撤销这一错误处分，恢复了雷经天的党籍。1930年，雷经天因反对李立三“左”倾路线而被扣上“反对红军”“反对中央”的帽子而被免职、开除党籍，虽在1931年红七军党代会上得以平反，但不久后在“肃反”运动中，雷经天又被诬告为“国民党改组派”，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夜，周恩来闻讯赶到监狱将他救下；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与他共事多年、了解他的为人，留他在局里做审计工作——此时，他的党籍仍未恢复。

雷经天

背着“两口锅”踏上长征路

面对挫败，雷经天曾对战友意志坚定地说：“我个人被开除党籍这没什么，我要继续，一要党，二要革命！”长征路上，雷经天先当文书，再当侦查员，后来成为一名伙夫。他背上驮着两口“锅”：一口是炊事班沉甸甸的大铁锅，每天背着跋山涉水、烧水做饭；另一口是政治上的“黑锅”——被错误开除党籍的冤屈。当长征队伍行进至桂北时，有同志劝他：“你老是背个大铁锅行军，吃不消的，干脆回广西去，那里的同志是了解你的。”他摇头：“回广西，我个人身上背的铁锅是放下了，但因我而受牵连的同志，就会背上更重的‘黑锅’。”

过草地时，拄着拐棍的雷经天体力透支，跌进泥潭，被同志们拉上来时嘴唇发白、全身发抖，奄奄一息。弥留之际，他流着泪对身边战友说：“看来我要留在这里了，但广西的事情不能留在这里，如有可能，一定要给那些战友一个清白。”危急关头，百色起义时的老战友莫文骅赶到他身边，把几片干姜塞进他嘴里，又给他换上一身旧单衣。几片生姜，竟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死里逃生的他立下誓言：今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再也不掉队。多年后他仍常常感慨：“我的命一次是捡回来的，一次是两块生姜换回来的，这样一条命献给党的事业，没有什么好可惜。”

1935年11月，雷经天随陕甘支队到达陕北。经中央党务委员会审查批准，雷经天恢复了党籍和名誉。随后他被调到中央粮食部任秘书科长。粮食供应困难，组织派他过黄河到山西购粮，途中他染上伤寒，病情严重、连进食都困难，又缺医少药。随行同志想要送他返回后方休养，他拒绝后硬是拖着病体完成了购粮任务。

直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中央组织部对雷经天的问题重新进行了认真审查，经周恩来等人证明，其历史清楚，政治坚定，无改组派嫌疑，为其彻底平反。图为1945年彭真签署的中央组织部恢复雷经天1925年党籍的决定（来源：广西革命纪念馆）

从“伙夫”到高等法院院长

1937年7月9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立，雷经天先任审判庭庭长，10月任代院长，上任伊始就审理了轰动延安的黄克功强杀刘茜案。黄克功15岁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案发时任“抗大”第6队队长。他自恃“资格老，功劳大”，上书请求戴罪立功，延安各界则有依法偿命和从轻发落的不同意见。面对情与法的角力，审判长雷经天没有退让，坚持依法审理，并将案情与量刑意见如实呈报毛泽东。毛泽东在给雷经天的回信中写道：“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毛泽东写给雷经天的信

1939年1月，雷经天当选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任院长。曾经蒙冤受审的特殊经历，让他深切懂得公正司法的重量。此后他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边区百姓称他为“雷青天”，并编下歌谣：“法院院长雷经天，办事公道众人夸。”

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冲破重重阻碍抵达延安。在延安期间，陈嘉庚知悉雷经天曾是厦大学生，甚为欣慰，在《南侨回忆录》中称他为“延安司法院长某君”。雷经天也专门拜访，并向陈嘉庚介绍陕甘宁边区政治、司法制度与社会治安状况，加深了陈嘉庚对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认识与了解。正是这次延安之行，让陈嘉庚得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著名论断。雷经天向陈嘉庚介绍的边区司法与社会治理实况，为陈嘉庚形成这一判断提供了重要参照。

新中国成立后，雷经天历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华东政法学院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等职。1959年8月在上海病逝，终年55岁。

当年在厦大理科课堂上的雷经天，大概不会想到，自己后来会以“伙夫”的身份走完长征。可正是这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把那口铁锅背成了信念的象征：党籍被三度开除，他三度重新争取；从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到炊事员，从鬼门关到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他的信仰始终坚定。

(文/黄琦 图/厦门大学档案馆)

参考资料

[1]姚虹：《史学富矿的课堂凝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

[2]中国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中国法治文化（2017年第1辑 总第25辑）》，群众出版社2017年版；

[3]《雷经天传》编写组：《雷经天传：厦门大学历史革命人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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