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经济科和经济学部、京都大学上海中心等单位举办主题为“中国与日本的政治经济学”大型研讨会。此前，组织者给我来信，说我在厦大《中国经济问题》上发表的一篇研究王亚南经济哲学的论文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反响，为了让更多的日本学者了解王亚南，邀请我到会来做个讲演。为方便我的准备，他们还特地寄来我的论文的日文翻译稿。

一下飞机，我就在大阪的关西空港见到了研讨会的广告。看到我的名字以及名字前的厦门大学教授的介绍，心里感到兴奋与责任。第二天我又在京都的书店、餐馆、报亭和许多公共场所见到摆放着一叠一叠的印制精美的几种大小不同类型的研讨会的广告。其实春节前我在国内时就已经在互联网上见到了这次研讨会的广告。怎么把听众吸引来呢？在开会之前这一直是我担心和忐忑不安的问题。在那样一个商业化的社会，谁会抽时间来听这样纯粹理论问题的讲演呢？我知道在日本没有我们这儿通常的动员讲座听众的能力。现在我明白了，这就是他们的办法。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来印制和散发广告令我印象极深。其理念是：全日本，只要有兴趣的人就要让他知道会议的信息。

大会在京都大学时记台纪念馆的百周年纪念堂举行。时记台纪念馆是京都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一直是京都大学的象征和举行最重要活动的地方。由日本最著名的建筑家武田五一设计，建于1925年。1997年京大百周年校庆时，纪念馆内最大的会堂进行了翻修，命名为百周年纪念堂。这是京都大学最大最好的会议厅。京大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在这儿发表学术讲演，是日本学术界的崇高荣誉。

尽管京大经济研究科（相当于研究生院）已经有几名中国博士生，但主办者还是专门为我从大阪聘请了高水平的翻译。开会前半小时，我到讲演大厅与担任翻译的孙飞舟副教授见面。他是天津人，在中国读完日语专业本科，又到日本读了10年书，然后在日本大学工作了5年，中文和日本都很棒。我去大厅时，看着空空如也的千人礼堂，还在担心有没有听众。但在离开会还有15分钟时，突然有一股缓缓的人流在礼堂门口形成了。以中年为主，有不少老年学者，也有一些青年学者，随着人流平稳而安静的移入大厅，千人礼堂很快就充实起来。看起来，听众中有一半的人比我更年长。最使我感动的，是有上百名白发老者，很多人手中都拿着拐杖，优雅的表情好像去参加音乐会。我后来了解到，有400多教授，学者，专家参加了大会，他们来自日本全国各地，其中我接触到的就有来自东京，京都，大阪和名古屋等地的学者。主要是经济学、哲学、历史学者和研究中国的学者，京都大学校友，与少数中国留学生。

在世界著名大学的大型讲坛上专题宣传王亚南思想，这是第一次。天降机缘，这个任务落在我的头上。我感到了责任和光荣。我原本以为是对大学生作讲演，不料却是面对日本理论经济学界的精英。但同时我也立即感到，这群英聚会显然也是宣传王亚南的极为难得的机会。面对着会议主办者的隆重礼遇，面对着日本学者特别是那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的期待，面对着各处闪光灯的闪烁和映射，我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甚至有点紧张，在发言的最初几分钟，我的手都有点发抖。

我介绍了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王亚南，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王亚南；我介绍了王亚南翻译《资本论》和对中国经济史、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官僚政治等的研究成果；我强调了王亚南的主要学术成就和科学精神对今天的启迪；我呼吁中国和日本的学界按照王亚南的教导和身体力行，实行哲学与经济学的联盟。我介绍了王亚南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两次去日本，在东京住了4年。他在日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也受到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影响，后来他的著作也在日本出版，许多研究成果也传到日本。我呼吁中日两者学者继承王亚南和老一辈学人的学术交流传统。

发言后，我还就中国改革开放，中日交流等有关问题回答了日本学者的提问。

这天的大会，除我之外，还有5名讲演者。著名历史学家三田刚夫先生，是日本学术振兴会特约研究员，他今天报告的内容是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是河上肇对中国20世纪知识界的影响。会后他告诉我他了解到的王亚南与河上肇交往的情况；著名数量经济学家大西广教授的发言特别提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谱系和王亚南的地位；京都大学研究世界经济的本山美彦教授、研究中国经济的山本裕美教授以及担任会议司仪的经济史专家八木纪一郎教授，也就中国和中日相关的问题作了发言。

会后聚餐时我被安排坐首席。很容易看出在座的多数都比我年长。翻译告诉我，他们都是日本学术界的前辈高人，这尤使我感到战战兢兢。联想到广告上把我的名字放在第一位，开会时让我坐主席台正中，这样隆重的礼遇，我知道，完全是占了王亚南校长的光。京大经济系的博士生告诉我，今天他在这儿感受到日本学术界对王亚南的尊敬，触动很大。来日本之前作为中国重点大学的经济学讲师，他已经知道王亚南，但从没有过今天这种感觉。我因此而深深感到，我们自己对于王亚南的研究和宣传，还很有必要系统和深入，加大力度。

大西广教授带我参观了京都大学古朴的校园，参观了著名的综合博物馆，参观了时记台纪念堂的京大校史展览，参观了经济学部、图书馆和其他事务部门。与东京大学出治国人才不同，京都大学则是科学家和学者的摇篮。这次我有幸访问京都大学，其实也是圆了我年轻时的一个梦。当年我对基本粒子物理学着迷时，就一直想到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汤川秀树的大学去看看。这回我到了京大，才知道这个学校出了5个诺奖得主，2个菲尔兹奖得主。只说这一点，但凡读书人就应该知道京都大学的地位了。综合博物馆的学术品位和设备先进使我感叹，而校史展览最使我意外的则是马克思经济学家河上肇的极为突出的地位；参观经济学科的图书馆时，我看到珍贵的书籍、齐全的资料和先进的设备；参观法经楼时，我看到每个教授都有令我羡慕不已的办公室，与此对照的，所有行政人员只是挤在一间大房间中办公，但是行政效率却出奇的高。

大西教授还带我出去参观游览。有一次，我们正在参观著名的同志社大学时，大西与我谈到中国改革开放的问题，一时兴起，立即找了个休息室，拿出随身携带的电子辞典，和我忘情地讨论起来。

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京大的特点不仅是教授会治校，学生自治会也很有力量。据他说，作为京大校友的李登辉曾经打算访问母校，200多名左翼学生闻讯齐聚校门口阻拦，硬是将李阻在校门外。我在京大时，也亲眼目睹左翼学生反对日本右翼的行动。

我住在清风会馆。这是坐落于京都大学校园附近的一栋三层建筑，风格清新而简约。从我的窗户向外望去，是一座大型的庄园。令我意外的是，这个学校宾馆完全是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所有住宿的客人都必须是来学校进行学术交流的，其住宿的天数和日期则是事先经过层层申请和批准的。我从大西广先生手中接过我的住宿批文时，感觉有点时空错位。仿佛不是资本主义的日本，而是社会主义中国的70年代。整个宾馆的管理服务人员只有一个老伯，他的工作那么有效率，简直让人惊讶。我去的那天，住宿的人还不少。后来那几天，整个楼就只住了几个人。看来宾馆不但不对外，而且也一点不在乎客源的多寡。

那天，在百周年纪念堂，我第一次见到了相识20年却未曾谋面的平野喜一郎教授。次日，年近七旬的平野教授执意要带我游览京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平野教授陪同我在雨中游览著名的哲学小道。这是因京都大学哲学系教授西田几多郎经常在此散步而得名，绵延十里，风景极佳。西田以及他的弟子田边元、三木清等人倡导的自由的学风，独立的思考，不仅使京大成了科学家的摇篮，而且影响了整个日本学术界。出国之前，本系的汪老先生极力向我推荐京都的哲学小道，我去了之后感觉果然不凡。

之后，平野又带我去瞻仰河上肇的墓。他幽默地说，这是实践我在京大的讲演中提倡的“哲学与经济学的联盟”。我在平野身上感到日本人对老师的深厚感情，他们把中国人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实践到如此感人的地步。中国留学生也告诉我在日本才真正感到教师的地位之高。

晚上，平野老师吩咐他的学生增田教授在有名的“串八”定下位子，为方便交谈，还特地交代请来了教中文的横川砂和子教授来作陪。她告诉我，周恩来年轻时来京都，现在岚山风景区就立有周恩来的诗碑。平野告诉我，他年轻时非常崇拜中国，是《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扮演者谢芳的影迷，甚至看到中国电影中八路军打日本鬼子也拼命鼓掌。他65年开始学中文，并当场唱了“在那遥远的地方”和“义勇军进行曲”。可惜几个月后文革爆发使他对中国开始失望，中文没有继续学，现在也忘了。

在京都大学，我还参加了见田石介方法论研究会的年会。已故的见田先生毕业于京都大学哲学系，他前半生致力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后半生致力于资本论方法的研究，是日本也是世界上久负盛名的研究资本论方法的大师。还是20多年前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在厦大阅览室读过见田先生的名著《资本论的方法》。见田先生的弟子们组织了这个研究会，经常讨论和交流经济学方法论的体会。

那天到会的是关西各大学对哲学方法尤其是马克思哲学方法有兴趣的经济学家，我们就中国哲学，经济，政治，社会等广泛问题进行了交流。他们礼貌地让我一个人在主席台上，借助于我的板书和中国留学生的口译帮助来具体地讨论。因为开小会，因而交流的深入和互动远远超过前天的大会。晚上在一家典型的日本酒馆聚会，地道的民族特色使我大开眼界。因了这酒会排座次我才知道我的“忘年交”平野教授原来是见田研究会的会长，立命馆大学的角田修一教授问我怎么认识平野先生时，我告诉大家，20年前我在厦大教师阅览室读过平野先生的著作，并且翻译过其中许多章节。碰巧的是，角田教授居然与我同年同月生，我笑着告诉他，这在中国就叫做“同庚”了。席间，那些因此而对王亚南景仰的教授们，很正式的向我表示，明年三月准备组团来厦大访问，想见见王亚南的弟子和弟子的弟子们。我也从中感到了我这一次京大讲演的效果，倍感欣慰。

京都是日本的古都，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17处。随后的日子，我自己游览了京都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名胜。光是在京都，我就参观游览了著名的佛寺十几座，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佛教文化，得到这样好的保存和发扬，使我感慨极深。后来我还去了历史文化名城奈良，去了第二大城市大阪，去了华人最多的港口城市神户等地。日本人民的高素质和普通日本人对中国的真挚友情，在社会管理、环境管理、吸取先进文化的同时保留传统文化等方面的许多作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我也亲身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巨大的抵抗日本右翼的力量。

（人文学院教授 张小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