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华侨陈嘉庚和黄炎培是挚友。早在黄炎培创建中华职教社时，陈嘉庚就曾认捐一万元。1919年，陈嘉庚对南洋侨界公开发表谈话，说“此后本家生理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虽至数百万元，亦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乃余之大愿也”。这一席话让黄炎培极其感动，当年5月，他写就《陈嘉庚毁家兴学记》，发表于《申报》之上。

但估计黄炎培自己也没想到，陈嘉庚的“毁家兴学”，居然延续几十年之久。这便是陈嘉庚的可贵之处。当很多人做事只是凭一时热情时，陈嘉庚却说到做到，一以贯之，不计钱财，成为华侨办学的一代传奇。

陈嘉庚是集美人，他的办学和集美分不开。1912年，38岁的陈嘉庚携妻子儿女从新加坡回集美时，集美不过是个渔村。陈嘉庚所到之处，到处是光腚孩童，粗言野语，打架斗殴，还聚在一起赌博抽烟。原来，旧学荒废后，这里又无财力兴办新学，导致孩童日渐顽劣。陈嘉庚便于1913年3月创办了第一所新式学校——集美两等小学。

以此为基础，陈嘉庚不断扩充自己的办学规模，逐渐把集美两等小学发展为包括小学、中学、师范、商业、水产、航海、农林等校、科、部以及幼儿园、医院、科学馆、图书馆的集美学校，他还前后资助福建省20余县、市70多所中小学的办学经费。他所创办的学校，经费比当时公立学校充裕，又不惜重金礼聘名师，教学仪器、生活设备等也力求充实。

陈嘉庚倾资兴学重点，一是集美学校，二是厦门大学，三是新加坡华侨学校。1919年，陈嘉庚公司进一步发展，企业资产总值达400万元左右，便雄心勃勃地回国筹办全国第一所侨办大学——厦门大学。为做表率，他带头认捐400万银元，这个认捐数额与其当时全部资产总值相当。陈嘉庚独立维系厦门大学运转16年之久，后来世界经济危机严重打击华侨企业，陈嘉庚面对艰难境遇，仍然“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卖掉自己的3座大厦，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纷纷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影响极为深远。

如此大规模办学，陈嘉庚想必财力雄厚？错！陈嘉庚事业达顶峰时，不过拥资一两千万元左右，在当时的华人企业家中，比他富有的人为数不少，但为国家和民族兴学育才，始终如一地捐赠而自己一生过着俭朴生活的，唯有陈嘉庚。他为集美和厦门大学兴建数十座雄伟的高楼大厦，自己的住宅却是一所简朴的二层楼，既小且暗，办事不便，但他十分怡然。他的生活艰苦朴素，写字台、沙发、蚊帐等都是旧物。外衣、裤子、鞋子、袜子全都打补丁。

他当真是朴素惯了的人。抗战期间，他率领南洋华侨慰劳团以及募集到的大量抗战物资回国，蒋介石为了取得陈嘉庚在经济上的支持，仅重庆的接待费用就安排了8万元，其中一次宴会花了800大洋。陈嘉庚对这种奢侈十分反感，认为当时重庆政府的作风“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于是连续3天登报“郑重声明”：“一切应酬”“掬诚辞谢”。也正是从这次回国起，他对国民党政府日渐失望，而后的延安之行更让他欢欣鼓舞，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晚年的陈嘉庚，为自己规定的伙食标准是每天5角钱，经常吃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和当地常见的海鱼。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是：“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正因为如此，黄炎培评价：“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京病逝。“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担任主任委员，丧仪极为隆重。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亲自执绋，廖承志在追悼会上致词。8月15日首都各界举行公祭，公祭结束后，灵柩南运，专车经过的许多城市，当地党政部门和归国华侨都到车站献花圈致祭，最后在集美鳌园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一个人何以配得上这样的殊荣？他心里没有想着自己，他办学不是为名为利，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在这一点上，陈嘉庚是一个纯粹的人。陶行知说“捧得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何尝不是对陈嘉庚的最好评价。

（高毅哲）

（载于《中国教育报》2017年5月25日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