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

本报记者骆伟琼

5年前，邓子基教授从教6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赠上了4个字，“吾辈楷模”；5年后，邓子基教授90高寿之际，高培勇又送来了8个字，“良师益友，吾辈楷模”。这是一个从仰视敬佩到切磋交流的过程。

上世纪70年代末，在财政学研究领域，邓子基已经是有名的专家，而高培勇则是当时天津财经学院77级财政学专业学生，“第一次高考，全国开设财政学专业的院校当时一共只有3所，即厦门大学、天津财经学院、辽宁财经学院，加之没有统一的教材，我们是从为数不多的财政类书籍和文章中进入了财政学领域，知道厦门大学有位邓子基老师。”高培勇坦言，那是刚入道学生对老师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拜。

高培勇第一次见到邓子基教授，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留校任教的他参加了一次全国性的学术探讨会，在会上他远远地叫了一声“邓老师”。

渐渐地，经历了几次小型讨论会，尤其是后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任教，高培勇才与邓子基教授结下亦师亦友的情谊，经常探讨专业问题。

多年来，高培勇都被邓子基教授为人和治学的精神感染着。有一件事让高培勇至今记忆犹新，“1995年，邓子基教授负责编写财政学方面的教材，我受邀参加，那次到了厦门后，我发现当时72岁的邓子基教授已经在宾馆等着我，之后他还送我到房间，礼数特别周全。”正是因为为人谦和，待人宽厚，邓子基教授在业界享有极高的威望。

高培勇之所以尊称邓子基教授为“吾辈楷模”，还源于其与时俱进、坚持不懈的治学精神。“邓老是‘国家分配论’的推动者之一，这一理论在财政学界流行了若干年，后来体制背景变了，亟需探索新的财政理论。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公共财政论’出现后，当时不少老一辈学者持保留意见甚至是反对态度。1998年中央确定实施公共财政之后，邓老马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把‘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非常巧妙地结合起来，并且主张以‘国家分配论’来发展‘公共财政论’，从两者交融当中去提炼他对中国财政改革未来发展的意见。”高培勇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是很难做到的，这是邓子基教授作为“大家”的一种可贵的自我否定精神。

多少上了年纪的老人都是摇着扇子坐在躺椅上安度晚年，可邓子基教授仍然在写文章、带博士，“他对学问的追求是不懈的，现在还经常能有公共财政、预算制度、国际税收等方面的新研究成果。这是我辈很难做到的。”高培勇动情地说，“我将以邓老为榜样，把今后的研究工作做好。”